的史书，又大书特书这两次明军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是因为明朝崇祯皇帝愚蠢昏庸，还把围堵流寇的明军将领描述成白痴一样的腐败分子。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当然没这么简单，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而且，

不仅仅是陆晨，很多人在这些记载中看到的是崇祯皇帝的爱民之心。

在这其中。

崇祯皇帝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然后又说：“若肯归正，即为良民”，意思就是说，希望通过招抚赈济的手段加以解决。

听说洪承畴准备处决投降的王左桂等数十人，他还发火，

在和陕西参政刘嘉遇对话中质问：“王左桂既降，何又杀之？”

崇祯七年三月，当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唐世济上疏说，应区分流寇的成分，因为流寇中大部分是驿卒、饥民，崇祯大为肯定，并把这份奏章专门转给剿寇前线指挥刘奇瑜。

他的这种心理，大臣们也心领神会，连一向主张剿杀流寇的杨嗣昌也改口说：“这些流寇原本是朝廷赤子，杀他的官兵也是朝廷赤子，让赤子杀赤子，乃万万不得已之事”。

与之对比，

崇祯对东北地区的后金态度截然相反。

崇祯十一年，清军不断在边境骚扰，甚至闯入关内屠杀劫掠。

崇祯皇帝始终把与后金作为最重要的敌人，他总觉得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毕竟属于自己的子民，一切好商量，而对于后金这个以分裂国家、屠杀抢劫为目的残暴政权，没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把洪承畴、孙传庭等名将及其率领的明军精锐部队调往辽东，这才给了已经被基本肃清的流寇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也可以解释，已经被明军打成“光杆司令”的张献忠和李自成，为什么可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