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工作的严明纪律所禁止的。而后者们信誓旦旦地声称，之所以敢在日记里写下那样的诗句，是作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思想准备的……

公正地说，大多数发言者的发言都是源于真诚情怀的。但也确有人的发言，是基于审时度势的思量。用现今的说法，不无作秀的成分。他们日记里的话语和红色诗句，究竟是否真的写于白色恐怖的日子，是颇值得怀疑的。也许只不过是在发言的前一天偷偷插写在日记的空页空行间的。

在“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的历史大转折的“拐点时期”，形形色色之人的形形色色之心态，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顺理成章，那么可以理解。甚至，多少有些使人悲悯。因为，分明的，尤其那些作秀者的作秀，不无惴惴不安的自我保护的成分。他们从前对政治太淡漠了，对中国的革命太不关心了，而“解放”这一令全世界瞩目的大事件，使他们在历史大转折的“拐点时期”空前地失重起来。他们急功近利地企图仅仅通过几次表态，便确定自己和新政权的亲爱关系……

柳是最后一个发言者。

当主持会议的人问：“还有哪位发言?”

那时，只有柳一人没发言了。主持人不过随便问一句。像一切主持人照例要问那么一句一样。然而在柳听来，仿佛是冲着自己问的。尽管主持人的目光没望着他。实际上主持人直至那时并未注意到他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即使他不发言，主持人也将会以为全都发过言了……

然而柳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像所有发过言的人一样，柳原本也是有备而至的。也是很需要一次机会，公开表明自己对新政权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态度的。而且，他那一种态度，确切地说他那一种立场是发自内心的。听了一位位发言者的发言，他却不想发言了。因为在听的过程中，他头脑中形成了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