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本刊向你表示关注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来日方长。作为刊物负责人，不能作家有难，则疏之，作家扬名，则近之，那就太势利了！”

老李真好编辑，不愧我朋友。

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十点后方告辞。夜风瑟瑟中，我们缓缓地走着，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惆怅。当时《青春》也因为一篇什么小说，“散布了污染”，上了简报。我理解他的心情。自己顶着压力却来京专程找辛欣组稿，作为一个刊物的负责人，这“侠肝义胆”使我敬佩。

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的。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超脱则超脱矣，悠然则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这种“超脱”和“悠然”中，不复是作家了！文坛从来不是佛殿。要想“超脱”倒莫如抛弃纸笔去数念珠，遁入空门为好。

后来有某报的编者来访，说是要写篇文章，举两位青年作家为例，梁晓声代表“正确的”创造道路，张辛欣代表“错误的”创作道路。逼我谈点“正确代表”的体会，始大厌，进而大怒，不客气地“送”出门去。

我并不老谋深算，也不愿在文坛沉浮中捞取什么“政治稻草”。需要你作某种“政治道具”时，便将你高高举起；紧锣密鼓一停，便甩手将你扔在台上，摔你个“仰巴叉”。积成人后之政治常识而非经验，这一点儿“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