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吧。”

真没想到奔波了数次，一个星期内忧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几分钟内就简简单单地解决了。

看来有些时候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不行。该动肝火的事，还是得动动肝火。

“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光荣”，虽然写在我的“第二灵魂”上，却常使我感到滑稽并羞臊。

政治有时对人过分慷慨……编辑部主任又问我：“你的东西什么的都在哪啊？”我说：“都打在托运行李里了。”

他说：“催领单到后，派车给你拉回来。”

我说：“那得先给我解决个住处吧？”

他说：“这事以后再谈。你先到厂招待所去吧，我这就打电话，给你安排一个床位。今天休息，在厂里参观参观，明天上午到编辑部找我。”

我就这样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的编辑，分配在外稿组。

成了北影厂的编辑后，我对自己的“闯堂”行为竟感到后悔，感到羞愧，感到不安起来。回想自己当时的样子，总觉得有点“耍光棍”的性质。只怕给那些党委委员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佳。

编辑部的多数同志却对我格外好。从主任到我们的外稿组老组长。后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干部，“鲁艺”出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作词者之一，电影《画中人》的编辑，肖红的故乡人，当然与我也就沾着点老乡的关系。他个子矮矮的，形象似农民，穿着也似农民，尺半长的烟锅整日不离手。最初我还很奇怪，以为他是位什么老“农宣队”的遗留人员。了解后，极生敬意。

他常于无事时同我聊几句。多次问：“在复旦怎么同‘四人帮’斗争过的啊？讲讲，讲讲。”

每一次都令我大惭。作谦虚状云：“没什么可讲的，没什么可讲的。”

他对我好感愈增，视我为一谦虚青年。

后来主任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