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的么！实乃中国人的心理遗传。

我走在校园里，出现在图书馆或食堂里，便不免招至某些人看一个“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觉着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着我。我也确实觉着大不自在。Ｃ和Ｖ们，当然挺高兴的。因为这正是他们预期的“舆论效果”。

在给工宣队打的“证言”中，Ｃ写道：“某月某日，事发前，我与梁同返杂技学馆。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邮局内的‘汇款领款常识’前，看了许久——可见其犯错误前是有缜密准备的。”

确有其事。我承认了。她寄信，我没事，就看那东西。“梁在将汇单交付我时，犹豫了一阵——这是其犯错误前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也承认了。确实犹豫一阵——因我本不愿劳她代办任何一件小事。

“当我对梁说：‘Ｅ老师替你取’时，梁的脸色顿时苍白，呆呆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他预感到事情将要败露时的紧张心理的反应……”

这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

但她觉着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我也无法。

Ｖ的“证言”简单些，只有两条，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没给梁打过电话，叫他回学校取汇单。二、莫替梁与我“谈判”，企图说服我承认给梁打过电话。

作废了的汇单压在工宣队那儿。人证物证俱全，只待我低头认罪了。

我离开学校，“逃亡”杂技学馆。

大学里有工宣队。杂技学馆也有工宣队，是上海某纺纱厂的几位女工。学员们尽是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整日被关在曾是汪精卫的一个小老婆的独院别墅里练功，其实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但几位纱厂女工却不这么认为。她们也时常地制造出什么“新动向”、“新情况”，折磨孩子们，折磨杂技老师们，也折磨她们自己。仿佛不唯此不足以显示出她们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