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将这一重大发现写成两篇论文，在1930年5月、10月先后公开发表。

这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最终被卢瑟福完善，诺奖也由此颁布给了卢瑟福。

另一个反超子则是王淦昌在毛熊时取得的贡献，而且发现的时间就在两年前。

当时王淦昌与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共同署名的那篇论文，还是由古兹密特本人经手的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知理亏。

在听到约翰的这番话后。

古兹密特便立刻轻咳一声，语气不由得放缓了些许：

“约翰先生，我之前的话确实有些冲动了，我承认华夏在粒子物理方面确实有一些优秀甚至顶尖的人才。”

“但是.这篇论文可不仅仅出自华夏人之手那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寄出来的地址——这可是东方的那个国家！”

“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国家缺乏让理论物理人才施展才华的土壤，据我所知，当初那些回华夏的留学生里，有不少人都转职做起了应用物理研究的工作。”

“他们没有外文期刊参考、与国际成果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壁垒，更关键的是没有实验设备进行研究.”

说到这里。

古兹密特忍不住朝约翰摊了摊手，摇着头道：

“约翰先生，你告诉我他们怎么讨论出的底层模型？”

说实话。

古兹密特并不是那种极端敌视或者歧视东方人的科学家。

虽然他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但自身其实是个标准的反战与和平主义者。

当年赵忠尧在海对面留学的时候，古兹密特便与他有了不错的交情。

后来赵忠尧留在海对面收集核武器资料，古兹密特还为他做过担保人支付了20000美刀的担保费用——那时候古兹密特的月薪也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