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李广、李陵等人物，司马迁或许还能勉强谈得上‘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但对于发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间的诸吕，司马迁的信息获知渠道，应当是只有‘道听途说’这个来源的。

至于通过皇室档案、帝王起居录获知真相这个渠道，也可以排除。因为和现代人印象中的‘史学世家’不同，司马迁的家族绝算不上什么历史渊源的史家。

从司马迁家族的族谱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秦国武将；

六世祖：司马靳，秦国武将；

高祖：司马昌，秦始皇时期铁官；

曾祖：司马毋怿，汉高祖时期市长（市集吏长）；

祖父：司马喜，无官职，五大夫爵位。

直到汉武帝刘彻恢复‘太史令’这一职务，并任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西汉第一任太史令，司马家族才和‘史家’一词沾上了关系。

司马谈被武帝刘彻任命为太史令，也基本可以确定为：专门负责记录武帝刘彻的丰功伟绩，传于后人。

在此之前，汉室高皇帝时期、惠帝刘盈时期的皇帝起居录，也是有极大概率在文帝登基之后被‘修正’过。

而在当时，先有秦始皇尽焚六国史书，后有项羽火烧咸阳宫的时代背景下，司马迁却在《史记》中，以‘记史’的名义写下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这无疑足以让人怀疑司马迁著史的资料来源。

通过这三点，辩证的分析过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迁著史，总体上保证了对客观事实的阐述，大体历史脉络没有问题，但对于汉武帝之前，尤其是吕后驾崩之前的历史史实，司马迁并没有具备绝对说服力的资料来源，对于部分历史人物的描写，司马迁也没能避免主观情感的影响。

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待史书上，似乎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