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奇怪地看着我，转身想走，我急了，拦住他。“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我大声吼着。医生看了看我：是的，如果她的亲人中有愿意捐献出自己肝脏的……

我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使馆受伤的同志发去了慰问，我告诉他们，祖国亲人对你们牵肠挂肚，总理朱镕基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你们归来——我们没有亲戚了，这些年在北京工作也没有回老家，而且由于工作极其保密，也很少和亲戚朋友来往。但我的老伴有亲人，就是我。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捐献！

医生先是摇摇头，说：你年纪太大，如果捐出肝脏，虽然可以延续她两到三年的生命，但你的生命可能也就缩短到两到三年。

处理完南斯拉夫大使馆轰炸案，我就要退休了，就要去和老伴享受我们的晚年。至于这晚年有多少年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将在一起走过这最后的两三年。我打断医生的话，毅然决然地大声说：没有时间罗嗦了，就这么办，用我的肝脏吧！

医生无奈地看看我，说：那你明天来办有关手续和检查吧，抓紧点，没有时间了，如果检查合格，后天一早就做手术！

第二天我没有能够去，第三天我也没有去成……

我忘记了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我没有权利捐出并不属于我自己的肝脏。我的生命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特别是在这个中华民族处于关键的时刻……

党委会议上我受到了严厉批评和指责，我也惭愧了。中华民族正处于关键时刻，党和国家需要我，而我却擅自决定去躺到医院里。我要抓紧工作，不久我获得了美国误炸大使馆的关键性情报，成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的重要依据。中美两国避免了一场因为误炸而引起的冲突。

一个星期后，老伴在北京医院默默地离开了人间……

从来没有流这么多眼泪，苍白和已经不成形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