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集权太甚，是弊大于利的。

当年是洪武三年左右，天下尚未平定，地方还不安稳，苏咏霖认为需要保留县级民兵队伍的灵活机动，给予民兵处管理者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至少对剿灭土匪强盗这种事情有自主权。

要是连这种事情都要中央给予指令或者调动正规军，成本也太高了，不是大明能够承受住的。

但是辛弃疾综合分析天下局势，认为当今天下和洪武三年的天下已经不同。

当今天下局势已经安定，地方上已经没有土匪强盗生存的土壤，民间已经不存在威胁国家安定的力量，相反，掌握权力的统治阶级本身才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辛弃疾认为务必要利用一些制度设计来限制统治阶级本身的权力，一定意义上采取宋人的制度，严格控制武装组织，将统领权和指挥权分割开来。

没有中都军事部的指令，集体农庄和县里面的民兵处连一兵一卒都不能调动，否则，就要视若造反，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如此一来，才能真正断绝这一次在山东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否则随时可能出现第二次。

说老实话，在辛弃疾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苏咏霖是纠结的。

因为他不愿下达这样的命令，他觉得保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是有意义的，尤其是民兵指挥权。

就比如这一次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而是在他死掉之后，或者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和谣言说的一样，那民兵们行动起来反抗中都，对于大明来说绝对是正当的。

要是革命果实真的被野心家篡取了，比如出现了袁世凯之流，要篡权夺位复辟帝制，要逆历史潮流实现个人野心，那地方上发动二次革命讨伐他就是理所应当的。

不仅理所应当，能打击阴谋野心家，还能保护大明好不容易实现的民主共和，维护革命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