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就是如此，指导员们因为建立农会、分配土地、恢复生产和指导扫盲的巨大功劳，使得村民们包括农会会长都习惯性的无条件的服从他的指令。

苏咏霖最初设计农会制度当中规定的农会领导层由全体农民选举产生、农村事务决策需要农会全体表决这两条几乎就没有运行过。

当然，最开始这条制度确实没有运行起来的条件，大家依靠惯性推举农户中大家都能服气的人来做农会会长已经是极限。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认字的农民们多了起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有一些指导员和农会会长因为过于强势的态度和盲目遵从上级指令、不体恤农民实际处境的情况，从而和农民发生冲突。

比如苏咏霖因为多次战争的胜利使得财政状况大为宽裕，于是定下了大基建政策，要求各地审时度势，根据实际需求订立工程计划，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修筑足够的基础设施以对抗自然灾害。

结果这个命令传到地方就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加油干，一定要赶在自然灾害到来之前完成水利工程和道路，这是陛下的号召！

于是政令一层一层往下传达，一层比一层要求急切，到了乡、村这两级，乡农会就开始要求村一级的农会限期修路、修水利工程。

政令下达的很快、款项到位也非常干脆，然后就要村子里抽出劳动力负责修建水利和道路，觉得这是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一定很高兴。

但是事实上传达政令的时候还是在农忙时期，农民们还要忙着自家的土地耕种，忙着自家的一些活计，没时间，工期跟不上，以至于抽不出足够的劳动力来做工。

有些人家觉悟好，出了劳动力帮着修建水利工程和道路，结果自家农活跟不上进度，夏粮和秋粮守成不好。

而有些人家偷奸耍滑，没有让主要劳动力去帮忙修建水利工程好道路，主要就是在忙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