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想，就是嘛，这个人太爱生命了，不可能是他。

到了教师节，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

他回说：“妹子。知道你在鼓励我。现在太虚弱了，口腔溃烂几乎不能说话。没别的事，就是疼。没事，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就是疼。”我心里难受，得多疼呢？

告别的时候，陈姐姐还是不哭不作声，只拉住陈虻的手不放。过了一会儿，边上的医生轻声喊我。

我把她的手握住，又握住陈虻的手，把它们慢慢松开。

这一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和陈虻如此亲近。最后一两年，我不再事事向他请教，有时还跟着别人谈几句他的弱点，认为这样就算独立了。他讲课也少了，新闻速度加快，大家都忙，业务总结的会少了。有时候碰见我，他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我最近讲课的心得”，我草草扫一眼，上面写“现场……话语权……”回家不知道收到什么地方。他也不管我：“你这个人靠语言是没用的，什么事都非得自己经过，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遇到过一次麻烦，他打电话来，一句安慰都没有，只说你要怎么怎么处理。

我赌气说无所谓。

他说：“是我把你找来的，我得对你负责。”

我冲口就顶回去了：“不用，我可以干别的。”他没吭声。

后来我觉得这话刺痛了他，后悔是这个，难受是这个。→文·冇·人·冇·书·冇·屋←

他最后一次参加部里的活动，聚餐吃饭，人声鼎沸。他一句话不说，埋头吃，我坐他侧对面，他披下来的长头发，一半都白了。

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跟着他走，默默走到他停车处。他停下脚，忽然问我：“二十几了？”

我笑：“三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