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他的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里面写：“陈虻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翻到扉页，他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来找我。他结了婚，当了副总，买了房。但不谈这些，也不问我工作，“比起身体，都是浮云”。就拉着我打球，吃饭，吟个诗，谈电影。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大门口还给我买半个红瓤翠瓜，拎在手上，就这么半拉瓜，还左手换右手，汗流浃背地走，说起当年办公室大姐想撮合我俩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乐，脸皱出几个大括号：“可不也就过下去了么。”

我说：“你看你，现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长兄看顾遗孤的口气，“你现在已经挺好的了。”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说：“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诉你。”

我笑，觉得我俩都大了，或者说，老了点。

过一会儿他还是没控制住，说：“给你挑个小毛病行不？”

这就对了。

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

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

“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

他得意：“哎这话我爱听，那我教育你这么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现在对这世界特别失望。”

我说：“十年前咱们在‘东方时空’，你写过一篇文章《天凉好个球》，里头不是引过一句里尔克的诗嘛——‘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