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

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她也围着卢安克：“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是不是鲜红鲜红的？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倒也欢天喜地。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东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护，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进退不得。

主采访总要开始的。

事后我想，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布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着脸的布景，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

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冷就冷点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

山脚下是小学校，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他没袜子，穿着当地老农民那种解放鞋，鞋帮上的洞看得到脚址。我想问一句，他温和地说：“不要谈这件事。”

机器上的小红灯亮了，摄像给我一个手势，一切必须开始了。

我从卢安克的经历问起，觉得这样有把握一些。

“当年在南宁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很多次重复这两句话。

我脑子里有个“嗡嗡”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来，他说：“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