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指着卢安克“他。”

做这期节目时，我和老范一反常态，只谈技术与结构问题，不谈任何内心的事。后来看她文章我才知道，她也在这过程中无数次地问自己：“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做节目的时候急，没节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后也急，改变不了别人急，改变了也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么多的焦虑呢？”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是我。

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人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

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