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的违法批地官员，接受采访挺坦然，一位市委书记说：“九三年分税制改革，我现在一半以上财政收入要交给中央，剩下的这一点，要发展，要建设，经济增长有指标，我这儿没有什么工业，种田也不交农业税了，你帮我算算，我怎么办？也是一片公心，是吧，公心。”这是周其仁说的“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的意思。

我们采访完，有的官员被处分了，逢年过节还给我发个短信，说谢谢你们当年的支持，现在我已改在哪哪任职了这话。

我卡住了，控诉我擅长，观众会在哪里掉眼泪我也知道，可这次，这矛盾密布的现实，要想砍一刀下去，却如入棉被，无处着力。媒体上各派对土地产权问题的笔战也没有共识，几乎人身攻击，从讥取戾。争议就集中解决之道上，“土地要不要私有化”。

实习生一边转着手里的圆珠笔一边说：“赶紧把地都给农民，让他们直接卖给商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呢？”

我问他：“你将来想干什么？”

小伙子挺坦率，“当制片人。”

“当了制片人呢？”

“当台长。”

“当了台长呢？”

“影响别人。”

“影响别人什么呢？”

“……这个还没有想。”

我说：“你还是给我一个宾语吧。”一个动词总是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没有宾语，它不知会落脚何处。

陈锡文的采访播出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留言。

这哥们是在洗脚城对着电视无意中看到的，他说听到一个问题吓了一跳，一脚踩进了盆底：“记者居然敢问‘土地不私有，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么？’”

咦，这个问题怎么了？

中央政府的决策是土地性质不改变，陈锡文是起草决策文件的人之一，当然只能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