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照片是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发布的，我们采访新闻发言人关克：“你们对外公布虎照时有什么依据？”

关克说：“我们没有鉴定记录，也没有开论证会，但我们的结论是真的。”

“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发布一个结论而不发布依据？”

“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做的。”

“那面对疑问，为什么不重新组织调查和鉴定呢？”

“只有民间的质疑啊，没有上级部门疑问。”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对公众么？”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么看公众的疑问？”

他说：“连国外的专家都没说是假的，这些人就是不爱国。”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纪录，观察现代中国：“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但这种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锋”。这位中科院的植物学家从一开始就很激动：“用我的头担保，虎照是假的，当地绝没有超过十公分的叶子。”周正龙的语气也一样：“如果虎照是假的，我愿意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傅德志在网上发通缉令，指名道姓哪个官员是“幕后黑手”。他并没有去过大巴山区调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