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住了。

他说话就这个风格，我不以为怪：“不管报道谁，都是平等的吧。”“你真觉得你跟人家是平等的？”他说。

“对我来说，摄影机红灯亮的时候，任何人都只有一个身份：‘我的采访对象’。”

他扑哧笑了，说：“太天真了。”

我也笑：“是，凡事信以为真。”

在采访笔记本前页，我抄了一段话，歌德让他的弟子去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不管围观者对他的期待有多深，环境有多鼓噪，他说：“我没有战斗的情感，也不打算写战歌。”

那位朋友看到的节目中，我采访的官员批评上级政府财政决策失误，说了四十五分钟，很坦率。

采访完我问他：“您这个性怎么生存？”

他说：“官僚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一种人就玩不下去了。”“那你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

他说：“准确。”

我想起问过Ann如果你认为安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么是？

Ann说：“Doingtherightthingisthebestdefence。”——准确是最好的防御。

无论如何自制，人的情绪是根除不了的，有时松，有时紧，永远永远。我让老范编辑时把我表情过度的镜头掐掉，她不听，有时还要强调出来，加点音乐，觉得记者有情绪才能带动观众。我拿她没办法，只能自责：“你给我做一个牌子，采访时我再不克制就举牌子，上面写两个字：‘自重’。”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