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黄芪、人参、五味子……

“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

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

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

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

“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

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