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人签发保护令，这只是一个建议稿，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

在“两会”上，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说：“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

现场有些争起来了：“你们这么说，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这位女代表说。

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准备成为“反家暴大使”。

两个月后，Kim申请与他离婚。

他曾经对Kim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文化。”

Kim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人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更国际化，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

去采访Kim前，我做完采访提纲，合上笔记本，按习惯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

奇怪的是，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那个小混混喝了酒，从身后把我扑倒了，磕在街边的路沿上，我爬不起来，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是死一样的分量。旁边的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我起来边哭边走，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任务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