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恩说。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拍摄的时候，男同事们都很职业，对采访对象很客气，但与往常不同，一句不多说，吃饭的时候也一句议论都没有。

我跟老范私下不免猜测他们怎么想的，他们都笑而不答。小宏说起当年遇到过一个同性骚扰，“那个感觉……”他这样的老好人也皱了下眉头。我说我在电台工作时同事说对面有人拿望远镜在看我，一抬头，那人从对面楼窗口闪开了。我下楼吃饭，又是这个人，闪到花丛背后，是个短发女人。我也有不适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被窥伺之感。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

我采访那对男性情侣的时候，两位男性手握手，谈了很久，余光看到小宏和老范正在一边传纸条。我以为他是反感这两人，听不下去采访。后来，他把小纸条抄在电脑里发给我：

范：你现在怎么理解男同性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