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感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觉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身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

台里给了我们五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五针被安排到当晚八点打，过后失效。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北京。（CFP图片）

“要么六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各个电话争取，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录音刘昶一边听着，说了句：“别球争了。”七点半，他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这样他安心。”

我们五个回来的时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着，一边给他的录音杆弄土法消毒——罩个女式黑丝袜在杆头的绒上，一根烟斜衔在嘴角，眼睛在烟雾里眯起来：“没事儿，该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急救中心，摄像小鹏每天去找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