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口问什么，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脸贴着她的脸，她的皱纹冻得冰凉。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拍完撤器材的时候，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我问她们住在哪儿，小孩子领着我走，停在一个空地上。房子塌了，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