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结，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和谈。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