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不久，诏命开缺，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赴滇缅边境迎接来自印度的探险家，不意为官兵所戕，因而引起很严重的交涉。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郭嵩焘出使英国，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可即赴任，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郭嵩焘亦就不能出国；奉旨署理兵部侍郎，并在总署行走。

郭嵩焘对办洋务，一面主张公平合理，认为非此不足以折服洋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戕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当案发以后，意存掩护，又不查明杀害情由，据实奏报，一味诿罪于深山中的野人。而中朝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群起袒护岑毓英，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态度亦日趋强硬。这件纠纷固结不解，全由不讲公平、不讲事理之故，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便单衔上奏，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外，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郭嵩焘平时讲洋务，本已为守旧的“卫道君子”所不满；如居今然参劾杀洋的岑毓英，在他们看，显然是私通外国，因而引起了公愤，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门生，对他亦很不谅解，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订立烟台条约，“滇案”解决；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当时称为“放洋”；而“放洋”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原任刑部员外郎；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谈起洋务来，颇为投机。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但谈洋务是一回事，办洋务又是一回事，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好意气用事，而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