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乾隆即位时，库存到了前所未有的六千万两的巨数，以后乾隆四十六年，到过七千万两。但嘉庆以后就不行了，到道光朝更是每况愈下。

“先帝崩逝当时，户部存银八百万两，这三年来的数目不详。洪杨军兴以来，用财如流水，想来现在正是开国以来最穷的时候。”

这一番夹叙夹议的谈论，不但周、吴等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就是杨用之也觉得长了一番见闻。钱谷一道虽是他的专业，却只了解一隅之地的财政，朝廷大藏，十分隔膜，现在听王有龄讲得头头是道，心里便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位东翁，莫道他是捐班出身，肚子里着实有些货色。

他想到了王有龄的出身，王有龄恰好也要谈到捐班，“弥补国用不足，再有一个办法是靠捐纳的收入。”他说，“捐官的制度，起于汉朝，即所谓‘纳赀为郎’。此后历代都有，但不如本朝的盛行。”

接着，王有龄便细谈清朝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以及对中枢岁收的关系。捐纳实缺虽由康熙为三藩之乱，筹措军费而起，但至雍正朝即成为“常例”，捐纳收入几为国家岁收的一部分，只是比例不大，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五左右。捐例之滥，始于嘉庆朝，它的收入常为岁收的一半，嘉庆七年那一年，更高达岁收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

“捐例一滥，其弊不可胜言。”王有龄泰然说道，“我自己虽是捐班出身，但也实在叫我无法看得起捐班的。只要有钱，不管什么胸无点墨的人，都可以做官。做官既要先花本钱，那就跟做生意一样，一补上实缺，先要捞回本息。请问吏治如何澄清得来？”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吴委员说，“赴试登进，自是正途，但‘场中莫论文’，要靠‘一命、二运、三风水’，所以怀才不遇的也多的是。捐例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有个发挥机会，不致埋没人才，也是莫大功德之事。”

这是在暗中恭维王有龄，他当然听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