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里过年，赔贴盘缠，空耗辰光还不说，有些限期的公事，耽误了还有处分。所以这时是留难需索，择肥而噬的好机会，现在为了帮同事的忙，他们私下定了章程，出了“公价”，凡是想限期办妥的公事，除了照平时的行市纳规费以外，另外看情况加送若干，多下的钱就归那遭祸的书办所得。对外人来说，这比自己去撞木钟，辗转托人，重重剥削要便宜得多。

高升从琉璃厂的笔墨庄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又去找熟人打听，果有其事，匆忙回来说与王有龄。就托那个熟人，代为接洽，说定了价钱，一共四百八十两银子，加捐为候补州县，分发浙江。其中三分之二“正项”，三分之一是“杂费”，打成两张银票，正项自己去缴，杂费托经手人转交，不过五天工夫，就把簇新的一张“部照”和称为“实收”的捐纳交银收据都拿到手了。这件大事倒办好了，长行回南，却颇费周章。急景调年，车船都不大愿意做此一笔买卖。王有龄便又跟高升商议，大事已妥，随时可走，也不争在这几天，不如过了“破五”再说。高升原是为主人打算，唯命是从，当时使先订好了两辆大车，付了一半车价，约定开年初七、宜于长行的黄道吉日动身。

这时京里除了军机处，大小衙门，都已封印。满街都是匆匆忙忙的行人，有的忧容满面，四处告帮过年，有的提着灯笼，星夜讨债。王有龄却是心定神闲，每天由高升领着，到各处去闲逛。他在京里也有些熟人，但一则年节下大家都忙，不便去打搅，二则带的土仪不多，空手登门拜访，于礼不台，三则是他自己觉得现在境况不佳，不如下见，等将来得意了，欢然道故，才有人情酬醉之乐。因此，除了极少的一两家至亲，登门一揖以外，其余同乡亲友那里，一概下去。

到了大年三十，会馆里的执事邀去过年，吃完年夜饭，厅上拉开桌子，摇摊的摇摊，推牌九的推牌九，王有龄不好此道，早早回到了西河沿客店。高升是他事先放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