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豪格讦多尔衮，而为何洛会所出卖；在此以前，两黄旗即有拥立豪格，而济尔哈朗亦曾与闻的事实，《清史列传》本传：

(顺治四年)二月以造第逾制……罢辅政；五年三月贝子屯齐等讦王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亲王私议……降多罗郡王。

"不举发"自为支持豪格的明证。

二、为夺皇位。多尔衮与豪格双方，旗鼓相当，争持不下，势必演变为自相火并；大概除代善的正红旗以外，其余七旗均将卷入漩涡，则外有拥重兵的吴三桂，内有犹未倾服的祖大寿，乘机而起，危亡立见，故由代善以家长的资格出面调停，既不立豪格，亦不立多尔衮，皇位仍归于太宗之子。但多尔衮辅政，则豪格不能再辅政，否则又成两虎相争之局，故以较疏远的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为"辅政叔王"，代表豪格的利益。

这是勉强达成的协议，豪格应得皇位而未得，属于失败的一方；多尔衮虽未得皇位，但实际上掌握了政权，自是胜利的一方。因此，只要多尔衮稍有逾越，即足以造成豪格举兵的口实。所以代善的责任极重，他必须表现出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绝对维持协议，才能约束豪格。哪知世祖即位第二天，便有硕托、阿达礼之事，其中真相，心史先生并未发现。

真相之披露，事在顺治十二年，《多尔衮传》：

(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如上疏颂睿亲王元功，请复爵号，修其墓，下王大臣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长庚言……又言："遇奸煽惑离间君臣，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乃执大义，立置典刑。"查阿达礼、硕托之伏法，由谋于礼亲王代善；礼亲王遣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观此一段，则我前面所举的两个疑问皆可解释。事实是很明显的：硕托叔侄谋于父祖之先，已跟多尔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