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次青自取之咎。”曾国藩说：“大营初立，像他这样子不中用，又不听调度，我何能在祁门立足？”

“祁门形如釜底，是兵家的所谓‘绝地’，本不宜安营。”

李鸿章又说：“老师如果一定要奏劾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

曾国藩摸着胡子，慢吞吞地说：“我自己来！”

“果然如此，门生也要告辞了。”

李鸿章以去就力争，而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将手向外一伸：“悉听尊便！”

师徒二人言语碰僵了，李鸿章当天收拾行李，投奔江西。

曾国藩果然亲自拟稿出奏，十月初十奉到上谕：“皖南道李元度不能坚守待援，着即革职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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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李元度，已经回到了老家平江。他的从邻门大营不辞而别，倒不是畏罪潜逃，只觉得自己决不是无人欣赏的“道旁苦李”，预备回平江另外招募人马，带出来报仇雪耻。

李元度御下极宽，但不大明是非，部下犯了法，求个情就可以宽免。所以营官部卒，爱戴有之，却不大怕他，也不大听他的号令。畏严乐宽，人之常情，家乡子弟听说李元度来招兵，十分踊跃，很快地又成一军，名为“安越军”。

“越”者浙东，所以“安越军”顾名思义，可知是一支援浙东的单队——李元度与浙江再度发生关系，是一个名叫邓辅纶的人，居间拉拢。

邓辅纶的父亲做过江西臬司，家道小康。由于与李元度是小同乡，所以替他“管带”过平江子弟兵。广信府的攻防战告一段落，李元度回平江重新招兵，邓辅纶却由同知报捐了一个道员，分发浙江，到杭州是在这年七月。

不久李元度就有丧师失地之辱，邓辅纶跟他取得了联系，为他进言于王有龄，说可招募平江勇丁援浙。王有龄所最感困难的就是兵力不足。所以邓辅纶的建议，深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