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就私谊而论，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其功当然不必再谈，其罪又何可明言？摄政王看的这个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严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虑告病辞官。

另一个是杨度，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立宪，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清单”，就出于他的手笔。此人如在战国，早已肘悬斗大金印，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不过以他策土的眼光来看，可成大事者，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康有为竟发通电，指他“弑君”，益觉不平。于是徐徐说道：“立宪的呼声，高唱入云，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参末议，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我之被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