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厚望焉！”

这两道上谕，连同载振的原奏，经由宫门抄与新闻纸传布京内京外，顿时成为茶坊酒肆无人不谈的话题，谈奕劻父子，谈杨翠喜，谈段芝贵，也谈赵启霖。

但在朝贵的书房中，所谈的却是岑春煊与瞿鸿玑，而瞿鸿玑又比岑春煊更可谈。大家所不解的是，奕劻本无意报复，而瞿鸿玑又立足以救门生，何以竟忍心让门生落得这么一个结果？且不说师弟之情，不同泛泛，只就利害来说，瞿鸿玑走的是李鸿藻、翁同龢的路子，以收物望为固位的基础，倘或能照应门下弟子而吝予一援手，试问还有什么人愿意捧这位老师？

唯一的解释是：一条苦肉计。非此不足以逼迫载振去位。拿一个监察御史交换一个尚书，在瞿鸿玑是很合算的买卖。而况赵启霖之复起，并不是很难的事，倘或瞿鸿玑能逐去奕劻，独掌军机大权，起复一名五、六品的官儿，根本就不在话下。

了解到这一层，奕劻有如芒刺在背，但其他旗下人员，则视岑春煊如蛇蝎，尤其是内务府，从堂官到司员，无不战战兢兢，深怕一不小心，落个把柄在他手里，那就糟不可言了。

为此，杨士琦为奕劻划策，内而求援李莲英，外而策动袁世凯，齐心合力，扳倒瞿、岑。奕劻当然接纳，而且就委托杨士琦到天津跟袁世凯去面谈。

头一天去，第二天就回京了。杨士琦在天津勾留的时间虽短，成就却不小，“王爷，”他说：“袁宫保的意思，攻瞿必先去岑，岑如不去，盛杏荪的势力卷土重来，那就要成大患了。”

“盛杏荪？”奕劻有些困惑，“莫非岑三早就跟他有勾结？岑三自命清廉，盛杏荪又是什么好东西，怎么会跟他谈的来？”

“盛杏荪不是什么好东西，岑三又是什么好东西？仕途上原是以势相结，不问本心。袁宫保有确实消息，盛、岑在上海走得极近。朱某之被劾，就是盛杏荪的报复，而岑三甘为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