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震动了九城，无不诧为奇事。各部的尚书、侍郎同称“堂官”，并非长官与僚属。而岑春煊以未到任的堂官，竟能劾去已在职的堂官，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闻。

岑春煊当然得意极了！而大惊失色的当然是庆王奕劻。尤其使他难堪的是，同时还有一道上谕，派他管理陆军部，责成他整顿一切，而紧接着有一段话：“现在时事艰难，军机处综司庶政，所有各衙门事务，该王大臣皆应留心察核。嗣后内外各衙门务当认真办事，倘再因循敷衍，徇私偏执，定予一并严惩！”就连奕劻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道上谕是瞿鸿玑主稿，轻描淡写的“一并”二字，等于一个信号，围剿奕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当夜便有人将早就拟好的一个奏折，重新修改缮正，第二天递了上去。

此人叫赵启霖，字芷孙，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刘可杀”一榜的进士，点了庶吉士，改为御史。由于同乡的关系，赵启霖跟瞿鸿玑很接近，是在门生之列。从回銮以后，出“钦命题”以及各种考试，常由瞿鸿玑主持，所以称他“老师”的人很多。

这赵启霖平时侍坐，常见瞿鸿玑一提起奕劻的细大不捐，袁世凯的揽权跋扈，总是痛心疾首的模样，而提到岑春煊，则赞许他清刚质直，因而默喻于心。从段芝贵献美得官的新闻一传，他就决心以白简搏击，瞿鸿玑劝他稍安毋躁。及至岑春煊进京，看他竟有如此的声威，方始恍然，原来“老师”早有安排，而此刻是作桴鼓之应的时候了！

御史的奏折，称为“封奏”，其实奏折无不固封，辗转递至内奏事处，用黄匣呈上御前，亲自拆阅以后，才发交军机处按规制处理。只是弹章特称“封奏”，关防格外严密，慈禧太后拿赵启霖的奏折，才看了两行，不觉精神一振，因为段芝贵的事，她隐约有所闻，老想问一问，却无人能知其详，这个奏折恰好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于是，她亲手将灯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