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工夫，岑春煊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奴才可保其决无异心，但如果言路上有闲话，上个折子对岑春煊有所指责，那时皇太后就为难了。所以，要保全他，就得催他快离是非之地。这是奴才的愚见，总要皇太后吩咐了，奴才才好筹划。”

听说有新党与岑春煊接近，慈禧太后大为不安，不假思索地说：“你说得不错，要让他快离是非之地！不过，他不肯到云贵，可又怎么办呢？”

“西南是紧要地方，云贵总督必得会带兵才好。”奕劻沉吟了一下说：“莫如拿锡良调云贵，调岑春煊接锡的手。岑春煊以前在四川很有威望，旧地重游，驾轻就熟，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四川的缺分，可是比云贵好得多了，岑春煊应该知道朝廷调剂他的苦心。”

“是！”奕劻答说：“皇太后保全岑春煊的苦心，凡臣下稍有良心者，无不感激。想来岑春煊奉到明旨，一定会克日赴任，西南半壁，有他跟锡良在，不必上烦圣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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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九发布的上谕，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锡良为云贵总督，并特别指示：“毋庸来京请训。”

奕劻的这一着虽狠，但附加的这一句，形同蛇足，是大大的败笔。因为这明明是怕岑春煊进京告御状，不但色厉内荏的底蕴暴露无遗，而且也提醒了岑春煊，该如何应付。

发了谢恩的电奏，岑春煊随即约见一个新交而常有来往的朋友。此人叫汪康年，字穰卿，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年的三甲进士，是翁同龢的门生。时当甲午战后，变法图强的论调高唱入云，汪康年倒是有心人，并不以讲维新为猎官的捷径，反而绝意进取，在上海办了一张旬刊，名为《时务报》，聘“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为主笔，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

及至戊戌变法之初，奉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其时汪康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