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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敬铭执持不可，说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发出去，钱多银少，必致钱贱银贵，用制钱的是升斗小民，用银子的是达官贵人，结果苦了小民，乐了贵人，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话说得太率直，醇王大起反感，认为制钱的使用，有各种方法，决不致引起市面混乱。接着又提到王安石的变法，法并不乱，只是无谓的阻力太大，以致不能畅行其法，引经据典，论古证今，虽不能自圆其说，但要驳他却很困难。

反复研究，最后终于有了成议，筹款照筹，洋铜照购，购到以后，在天津、上海两地用机器鼓铸，铸成存库，三年以后，察看情形，再定行使之法。

这是个不彻底的办法，明明是敷衍公事。照此办法，不仅不能在制钱上生利，而且先要垫本三百万，三年以后，方有收回之望，这是什么算盘。

慈禧太后因此大为不悦，召见醇王，说他为户部堂官蒙蔽。同时又谈到不办洋铜，而整顿云南的铜矿。这个消息一传，有人替系狱的唐炯高兴，认为他的生路来了。

唐炯是因为中法战争中，在云南擅自退兵，被逮到京，定了斩监候的罪名。转眼冬至将至，如果“勾决”在内，便活得不多几日了。

唐炯系狱已经两年，去年不在勾决的名单之内，得以不死，但亦未蒙特赦，所以看样子这一年是逃不过的了。他本人倒还泰然，这年夏天在狱中，写了一部自己的年谱，一切后事亦早有交代。不过他的家族亲友，当然还要尽营救的全力，尤其是整顿钱法的诏旨一下，有了一线生路。因为唐炯在四川服官多年，久有干练的名声，以后为他的同乡前辈丁宝桢重用，整理川盐，颇著成效。再则，他又当过云南的藩司与巡抚，如果能用他去经理铜矿的开采与运输，可以说是人地相宜。而且云南采铜所下的本钱，一向是由四川盐税项下拨给，凡是这种“协款”，出钱的省分，总是万分不愿，想出种种理由来拖延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