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风波一闹起来，身败名裂而有余。不过，这话却不便在恭王面前说破，只轻松自如地答道：“原是照约行事。当初不曾做错，如今自无麻烦。”

“我是看了邸钞才知道的。‘倒卖’的交涉很棘手吧？”

恭王是作为闲谈，而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说中了李鸿章的心病。照去年夏天，李鸿章奉旨诘问而回复的奏折上说，招商局的轮船栈埠码头，其实是托美商旗昌洋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只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在万国公法上有个交代，不能不订立合同，由旗昌出具并无银行担保的“期票”与“收票”，作为“认售”的代价。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所以招商局应该随时可以收回，而按诸实际，大大不然。

依李鸿章这年六月初八的奏报，他是在中法和议已成，奉到饬令迅速收回招商局轮船的电旨，方指派马建忠与盛宣怀，与旗昌行东西沃德在天津“会同筹议”，结果是“磋磨月余”，才能成议。西沃德“愿按原价倒卖与招商局”，已不提“代为经管”的话，但能“按原价”收回，已是上上大吉，但衡诸实际，又是大大不然。

奏折中有句话：“至旗昌代招商局垫付款项帐目，亦即分别核算清结。”这是个障眼法。欺侮慈禧太后、醇王与京中大老，不懂生意买卖，更不懂洋商经营的方法。旗昌接收了招商局的产业，照常营运，大发利市，一切开支，自然在营运收入中支出。何有一垫付”的名目？果真是“代为经管”，则旗昌除了开支及酬劳以外，应该将所有盈余，全数交还给招商局才对。现在白白地让旗昌做了一年生意以外，还得有以“垫付款项帐目”的名义，付给一笔赔偿，并且还要大赞西沃德“素讲信义，此次保护招商局，力践前言，殊于大局有益”，因而“与之议明，由招商局延充‘总查董事’，每年送给薪水银五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