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意醇王的奏请，颁发了一道上谕：

“国家广开言路，原期各抒忠谠，俾得集思广益，上有补于国计，下有裨于民生。诸臣建言，自应审时度势，悉泯偏私，以至诚剀切之心，平情敷奏，庶几切中事理，言必可行。

上年用兵以来，章奏不为不多，其中言之得宜，或立见施行，或量为节取，无不虚衷采纳，并一一默识其人，以备随时器使。至措词失当，从不苛求，即陈奏迂谬，语涉鄙俚者，亦未加以斥责。若挟私妄奏，信口讥弹，既失恭敬之义，兼开攻讦之风，于人心政治，大有关系。

恭读高宗纯皇帝圣谕：‘中外大臣，皆经朕简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詈；御史虽欲自著风力，肆为诋讪，可乎？’又恭读仁宗睿皇帝圣谕，‘内自王公大臣，外自督抚藩臬，以至百职庶司，如有营私玩法，辜恩溺职者，言官据实纠弹，即严究重惩。若以毫无影响之谈，诬人名节，天鉴难逃，国法具在。’等因；钦此，训谕煌煌，允宜遵守。

如上年御史吴峋，参劾阎敬铭，目为汉奸；编修梁鼎芬参劾李鸿章，摭拾多款，深文周内，竟至指为‘可杀’。诬镑大臣，至于此极，不能不示以惩儆。吴峋、梁鼎芬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总之，朝廷听言行政，一秉大公，博访周咨，惟期实事求是，非徒博纳谏之虚名。尔诸臣务当精白乃心，竭诚献替，毋负谆谆告诫之意，勉之！慎之！”

吏部奉到上谕，立刻议奏，吴峋、梁鼎芬应降五级调用。这是“私罪”，所以过去如有“加级”、“纪录”等等奖励，则不能抵销。

这个结果，惹得清议大哗。言官论罪，本就有闭塞言路之嫌，决非好事，而况律法不咎既往，已经过去的事，翻出来重新追论，不但对身受者有失公平，而且开一恶例，以后当政者如果想入人于罪，随时可以翻案，岂不搞得人人自危？

话虽如此，但此时言官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