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试办之初，特为声明：“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将招商局的性质确定为商办，就当然可以拒绝任何衙门的干预。

但是招商局名为商办，其实是官办，户部虽只借出制钱二十万串，合银六万两，而东南各省藩库、海关，由于李鸿章的力量，都有“闲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极薄，在七八厘之间。至于营运收入，光是漕米一项，每一石发水脚银五钱三分一厘，一年以运漕六十万石计，就可以坐收三十万银子，真正是包赚不亏的无本生意。

为了招商局的筹办，由浙漕海运，沙船不敷应用而来，所以不得不笼络掌管浙江海运已有十余年的朱其昴，而李鸿章所信任的，却是常州的一个秀才，捐班州县分发到直隶的盛宣怀。盛宣怀又联络广东一个商人唐廷枢来对抗朱其昴，李鸿章听从盛宣怀的策划，先奏请以唐廷枢为总办，朱其昴为会办，之后加委盛宣怀和徐润为会办，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诏创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内。招商局合计一总办、四会办，而实权都握在盛宣怀手中，间接也就是握在李鸿章手中。

由于招商局在营运上享有特权，所以一开办生意就好，但亦是一开办弊端就生，开支浮滥，冗员极多，帐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为商办，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干涉，有李鸿章挡在面面，告到京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是李鸿章的同年沈桂芬当权，也是“内外相维”，全力弥缝，怎么样也不能将招商局的那笔烂帐掀开来，更不用说想掘盛宣怀的根。

不过两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设了十九个分局，有十艘轮船跑南北洋航线，南起香港，北至牛庄，营业鼎盛。这一来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联合起来排挤招商局，压低运值，争揽客货。招商局为谋对抗，必须增加资本，扩大规模，正好美商旗昌银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设计收买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