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泽，都认为刘永福和他的部属，对国家不但过去大有功劳，将来还大有用处，所以从马建忠自上海陪福禄诺北上准备与李鸿章议和之时起，就不断有人上奏，包括张佩纶在内，无不要求保全刘永福。慈禧太后和醇王当然会顺应舆情，在指示李鸿章议和宗旨的四款密谕中，最后一款就专为维护刘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敌之所恶，李鸿章知道法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肯让步的，如果中国政府不将刘永福视作官军，依据五款简约第二款，从北圻撤退，法国就会当“土匪剿办”，这那里是保全之道？当然，刘永福自己知难而退最好，无奈这是不可能会有的事。至于李鸿章个人对刘永福的观感，倒跟法国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刘永福捣乱闯祸，害得和局难成；第二是轻视，断定刘永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李鸿章就滇、桂边境的整个局势来看，认为刘永福是一块被重重围困，杀不出路来的“孤棋”。但是孤棋有两只“眼”亦可“做活”，从前的两只眼是唐炯、徐延旭，这两只眼现在变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两只眼，一只眼是岑毓英、一只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鸿章在开议之初，就有一个打算，关于刘永福的出处，唯有在和约中不谈。然而何以不谈又必得有番话搪塞朝旨和清议，所以复奏的措词，很费了些苦心：

“至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受伤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臣，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这是极言刘永福不能“御大敌”，且为敌轻视，不值得保全。接下来，便想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