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见春佑开缺以后，已升为内务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贵宝，拍案痛斥。同时下了两道上谕，一道谕内阁，是“明发上谕”，说李光昭“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着先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销。”

另外一道谕军机大臣的，是转发李鸿章的“廷寄”，因为原奏中说李光昭“在外招摇，出言不慎”，虽是轻描淡写的话，却看得出来大有文章，拿什么人来“招摇”？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这于朝廷体面，更有关系，因而以近乎颁发密旨的手续，“着李鸿章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

但就是前一道“明发上谕”，已经贻笑大方，只是议论不一，有的说，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绽百出，形同儿戏的“报效”，居然亦会相信。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伤害的“天威”，益发大损。有的则责备军机大臣，象这样的案子，竟任令其演变至今，几乎引起涉外纠纷，不知衮衮诸公，所司何事？当然，这些讥评，都是出以异常沉痛的心情，认为长此以往，十几年艰难力战，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换来的平洪杨、平捻、平回乱三大武功，都要毁在当今皇帝手里了。

于是醇王第一个忍不住，先征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见。御前大臣一共五个，都是顶儿尖儿的亲贵重臣，带班的是惇王，接下来的是醇王、伯彦讷谟诂、景寿和郡王衔的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动地说：“咱们可不能不说话了。照这样子，咱们将来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难！”惇王大摇头道，“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皇上挂不住。”

“良药苦口利于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彦讷谟诂和景寿问：“你们俩怎么说？”

这两个人的性情不同，一个沉默寡言，向来喜怒不形于颜色，一个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断绕屋徘徊，一静一动，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