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沈淮连声答应，心里却另有打算，还要剀切陈词，希望感格天心，能够即时下诏停止园工。

话虽如此，无奈他一向短于口才，第二天单独召见，咫尺天颜，大声呵责，又难免惶恐，这一下满肚子的话，就越难于说出口，只是不断重复着说：“兴作非时，诚恐有累圣德！”

皇帝用“大孝养志”的话，将沈淮训斥了一顿，果然收起了“下马威”。同时沈淮的奏折既不能留中，亦不能说他不对，所以为了敷衍清议，还不得不有所让步。

皇帝的让步，就是重新自申约束，承认沈淮言之有理，表明“朕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岂肯再兴土木之工以滋繁费？”只是为了“圣慈颐养”，不得不然，最后自道“物力艰难，事宜从俭”，所以选择安佑宫等处非修不可的地方，“略加修葺，不得过于华靡。其余概毋庸兴修，以昭节省。”

这道上谕是恭王承旨，转知军机章京所拟，原稿自我谴责的意味很重，皇帝已改动了很多，但就是这样措词，他已觉得非常委屈。而朝士中有人由“不得过于华靡”这句话中，生出警惕，认为园工一开始就会停不下来，要趁此机会，设法打消，同时听说下一年“太岁冲犯”，凡是南北向的房屋，都不宜开工，所以只要能设法拖过年，那么明年不能开工，修园一事就不停而自停了。

于是沈淮的同僚，福建道监察御史游百川，再接再厉上了一道奏折。谏劝要有理由，煌煌上谕，既以尽孝作题目，又一再以节省为言，似乎很难驳倒，游百川焦虑苦思，才找到一条立言之道，是在洋人身上做文章。

他是以皇帝的安全着眼，认为深居九重，宿卫周密，安全莫过于皇宫，至于圆明园的门禁，决不能如内城那样严密，而“近年西山一带，时有外国人游聘其间，万一因我皇上驻跸所在，亦生瞻就之心，于圆明园附近处所，修盖庐舍，听之不可，阻之不能，体制既非所宜，防闲亦恐未备，以臣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