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寺会同承办，名为赐宴，自然领了公款，筵席分为两种，上等的每席五十两银子，次等的每席二十四两银子，一共两千二百多两银子，后家须照样再出一笔。另外犒赏执事杂役，由总其成的一个内务府主事出面交涉，讲好五千两银子“包圆儿”，结果礼部、光禄寺、銮仪卫等等执事，又来讨赏。问到经手人，他说五千两银子“包”的是内务府，别的衙门他管不着，也不敢管。这明明是个骗局，但闹开来不成话，崇家只好忍气吞声，又花了三、四千银子，才得了事。

因为有这一次的教训，所以崇家的“帐房”，不敢再信任内务府，决定分开来开销，帐房设在西花厅，此时坐着好些官员在软讨硬索。

崇家请来帮忙办庶务的，是个捐班的主事，名叫荣全，行四，在大栅栏、珠市口这些热闹地方，有许多市房，每月有大笔房租收入，日子过得很舒服。为人热心好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交，所以茶楼酒馆，提起“荣四爷”，无不知名。因为热心而又喜欢热闹的缘故，专门给人帮忙办红白喜事，提调喜庆堂会，久而久之，成了大行家。崇家慕名，托人延请，荣全也欣然应命，自觉帮人办了一辈子的喜事，到底熬出来一个名堂，说起来，这场再大不能大的喜事，“宫里是归恭王和宝中堂主持，皇后家就是荣四爷办的！”那是多够味、多有光彩的一件事。

然而一拿上手，不知道这场喜事的难办，不在规模大，在于根本与任何喜事不一样。他要应付的不是饭庄子和杠房，难伺候的也不是出堂会端架子，红遍九城的名角儿，为的是大小衙门的老爷！纳彩礼让内务府的人坑了一下，害崇家多花了几千银子，把他的“荣四爷专办红白喜事”的“金字招牌”，砸得粉碎，当时便向主家“引咎请辞”。崇家倒很体谅他，事情本来难办，另外找人未见得找得到，就找到了，头绪万端，一时也摸不清。多花钱不要紧，大婚典礼出了错不是当要的事，所以一再安慰挽留，荣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