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对马新贻的声名不利。

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出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处会来一道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欲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出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川流不息地争辩着，搞得孙衣言和袁保庆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后有了结果，认为张文祥的行凶原因，与魁玉、张之万的审问所得，完全一样。

供词已经全部整理好，即将出奏，会审的人照例都该“阅供”具名，表示负责。孙衣言和袁保庆，使出最后一项法宝，拒绝具名。

“这是无法勉强的事。”郑敦谨苦笑着说，“案子总得要结，只好我跟涤相会衔出奏。反正凶手是张文祥，定拟了‘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的罪，对马端愍也算有了交代了。”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