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沈葆桢所经理的福建船政，规模庞大的上海制造局，京师的同文馆等等，总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为有这些成就，曾国藩越觉得非和不可，此时忍辱，将来才有报仇雪耻的机会，否则刚创下的一点基础，浪掷在战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炉灶？于此可知，自己立意不与法国开衅的宗旨，真正是万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来，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因此，当第二天崇厚又来谈天津道、府、县一概撤任，听候查办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决定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府、县两缺，由崇厚保举一个姓马、一个姓萧的署理，据说这两个人对天津地方，极其熟悉，办理缉凶，非此两人不可，曾国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会衔的奏折尚未到京，总理衙门已经接到法国公使提出强硬照会，以及罗叔亚在天津与他们的水师提督频频会商的消息，看样子战端随时可起。宝鋆急得食不下咽，只怨自己运气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当儿，出现了这么棘手的局势，而且军机上三个人还不能协力同心。李鸿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说，他后面有醇王和清议的支持，发言颇有力量。看来抚局难成，战火要起，这副千斤重担，怎么挑得下来？

“我也知道，这副担子你挑不下来。”慈禧太后听得宝鋆的陈奏，断然作了处置：“现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赶快销假，一面让恭王进宫来看折子，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他不能不力疾从公。”

以私人的交谊，宝鋆不忍把这副重担放在病骨支离的恭王肩上，但情势所迫，无可奈何，只得遵旨传谕。

“闹教案不想闹成这个样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郁地说：“这一阵子，我们姊妹愁得都睡不着觉，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紧，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得有人切切实实出个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什么个意思？”

“丁日昌给奴才来信说，总宜保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