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流言自然荒诞不经的居多，但似乎也有言之成理的，譬如指肃顺的支持湘军，说是在培植他个人的势力，而礼贤下士，亦无非王莽当年。只是这些流言不管如何散布，从没有一个人敢去认真追究，更没有一个人敢于承认，自己曾说过这些话，这些话的出入太大了，而且正当肃顺圣眷王隆的时候，谁也不敢招惹他。

文祥自然也听到过不少的这种流言，在他觉得是可笑的，他不相信肃顺会做这种自不量力的蠢事，他至多是个权臣，不会是个叛逆。文祥甚至也不相信会有人敢对肃顺“劝进”，因为那不是爱人以德，可是此刻的文祥，觉得自己的想法是错了。

在那些信札中，最可疑的是吏部尚书陈孚恩的信，颇有些暧昧不明的话，还有就是所谓“肃门六子”——都是湖南人，王闿运、李寿蓉、严咸、黄瀚仙、郑弥之、邓保之，这些人都算“名士”，书生积习犹在，评论人物，指斥时政，放言高论，不免偏激，也许本心无他，但如果追究陈孚恩那些暧昧不明的信，则此“六子”逞一时之快的意气之言，自然也就要当做附逆的证据了。同时这些信中，少不得也引用别人的议论，则又成一番是非，辗转株连，将兴起难以收拾的大狱，在这外患初消，内乱未平的时候，是足以动摇国本的。

这样一想，文祥悚然心惊！一时也无法细看，先要把这些东西检齐了要紧。于是在保险箱和书桌抽斗里，把所有的文件，还有两本别人送钱给肃顺，肃顺送钱给别人的帐簿，包成一包，封缄严密，亲自画了花押，随身带着，上轿先走，去见恭王商量处置的办法。

其时政变的消息已传遍九城。消息的来源有三处，最明白不过的自然是内阁的明发上谕，但此时看得到的，只有少数人，其次是劈柴胡同，众目昭彰的抄家，还有就是密云来客所谈的肃顺被拿问。凡是做官的人家，前门外的大商号，以及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作为话题，在大发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