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不可胜数。于是梁王大治宫室，广结宾客。四方豪杰，云集大梁，山东“稷下”一派的学者，如邹阳、枚乘等人，亦为梁王的上宾。

景帝即位的第七年，梁工人朝，这些学者也都跟着到了京城。司马相如跟他们谈得非常投机，因而告病辞官，投入了梁王门下，在梁国住了好几年，有名的“子虚赋”，就是他此一时期的作品。

这样，过了五、六年诸侯门下饮酒读书的闲适生活，忽然遭逢意外——梁孝王在出猎途中，一病而亡，居停既逝，门客星散，司马相如潦倒还乡，境况十分艰窘。

就在这困处愁城的日子中，他接到了临邛县令王吉的信，信写得很简略：“知道你宦游不得意，来看我。”

信虽简单，准备为他想办法的诚意，并且必有办法好想的把握，是很显然的。

司马相如也知道临邛多富翁，有好朋友在那里做县令，这个秋风大可一打，所以决定接受邀请。

当然，他懂得打秋风的方法，最要紧的是不能露出寒酸相。于是悉索敝赋，把能够变钱的东西，统统卖光，凑足一笔盘缠，作背城借一之计。因此，到临邛的时候，车马仆从，一应俱全。派头相当不坏。

在王吉是早就设计好的，亲自出城迎接，把他安置在公家的“招待所”里，就像接待贵人那样，每天都要到招待所去谒见请安。司马相如也摆出贵人的架子，接见了几次就厌烦了。等把名刺递了进去，叫僮仆出来挡驾，说有病不见。而碰了钉子的王吉，依然一天一趟，报到不误。

这一下，临邛县民纷纷猜测，不知来了个什么贵人？看他的架子这么大，县官这么恭敬，可知官阶一定不小。这些猜测，越传越盛，终于传到了卓王孙耳朵里。

卓王孙的架子也不小，县官并不在他眼中。平时只在他那占地十里之广的大宅里纳福，偶然出门，也无非与他的同行，也是巨富的程家和郑家有所往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