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了。于是，太傅又想了一计，预备动文书到阳虚侯那里，传仓”公到临淄来问话——问他在临淄纳赋的情形，仓公自然不疑有他，等他坦然而来，一入齐境，就先把他逮捕了再说。”

“好毒辣的手段！”唐安失声惊呼。

“然而丞相不肯这么做。”

“噢！”唐安又问：“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

“尚无结果。定了明天再议。”

没有结果，并不表示就此罢休，这是唐安所深切了解的。同时，他也明白，整个关键在丞相那里，太傅辅王，丞相治民，各有职掌。如果丞相执法公正，太傅要无故入人于罪，也是相当困难的。

这样想着，他又觉得不必过分悲观。是的，他告诉自己，遭遇危难，第一要紧的是镇静。这究竟不是什么造反谋逆，罪在不赦的事。何况当今天子，仁慈爱民，亦决不容郡国之中，有此迁怒枉法、残民以逞的事例出现。想到这里，忧思大减，一枕酣眠，直到破晓。

时隔一夜，情势大变。就在唐安恬然入梦的那一刻，太傅正召了一名刀笔吏，在明晃晃的烛火下，制作文书。太傅口授一通奏稿，书写完成，检点无误，第二天上午就派了专差，“乘传”急递长安。

消息还是宋邑得来的。他与那刀笔吏是朋友，这天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吊丧，刀笔吏知道淳于意是宋邑的老师，特意相告。然而语焉不详，只说朝廷着准了太傅的指控，仓公即有大祸。到底太傅指控淳于意是何罪名，却不肯细说——自然，就这样，那刀笔吏已担上了泄漏机密的责任，再要多问，就是不知趣了。

在唐安，却是深感突兀，何以未见太傅的侍从来说此事？但这一重疑团，这时没有工夫深究。目前唯一要使的手段，就是设法打探奏稿的内容。

“我看，还是拜托令友去走一条门路。”老实的宋邑，面有难色，期期文文地辞受两皆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