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悬崖勒马，还值得去一趟，无奈汪精卫的至亲，如陈春圃等人，已经在放空气，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之前，有一封信留给蒋委员长，中有”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的话；所谓”难易”，汪精卫的解释是，在本位工作上坚持到底，大不了一死殉国，这一点容易做到；将个人的一切抛开，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比较难了。由此可知，汪精卫已经决定”组府”了；召开”干部会议”，完全是表面文章。

此外有人为陈公博进一步指出，陈璧君只是利用陈公博。因为目前在汪精卫身边得势的周佛海与梅思平，都不是汪精卫的基本干部；梅思平分量不够，周佛海历史甚浅，他是西安事变后，汪精卫由欧洲兼程返国时，奉蒋委员长之命到香港迎接，因为谈得投机，才逐渐接近，过去并无渊源。既然如此，这个”干部会议”所作成的决议，汪精卫是可听可不听的；换句话说：“组府”不”组府”，完全是汪精卫个人的事。

但如有”陈公博”之字牵涉在内，情形就不同了，即令是代表，即令是反对”组府”，总还有一句话好说：“当时干部会议”，陈公博也派了代表参加的”。这个藉口可以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汪精卫的组府是陈公博他们都赞成的。

话虽如此，陈公博终于忍受不住情面的压力，苦劝何炳贤为他去了却一笔”人情债”。又说：不去有”默认”之嫌；去了，提出反对的理由，态度鲜明，是非自有公论。这个说法很有力；何炳贤终于同意，充当以陈公博代表的身分，参加了汪精卫的”干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