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掩护汪精卫。

周佛海对西义显的具体说明是如此：“如果日本政府能忠实履行近卫声明，我们亦可成立强有力的政府。但近卫的这份声明，分量还嫌不够；对最重要的撤兵问题，竟避而不谈，评价值已大为降低。倘能恢复我们所提原案，并忠诚付之实行，则庶几中日事变可以解决。现在汪先生既已出面主持，应飞往东京，直接征询日本最高当局的意见；如果认为条件不能接受，仍可返回民间的和平运动。如果日军能保证并尊重我们政治独立，即应毅然到南京组织政府。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准备向汪先生建议，请他接受。”

如果汪精卫肯作东京之行，便有”朝拜”的意义在内；仅在宣传上便可获致钜大的利益，所以日本方面毫不考虑地表示”欢迎”汪精卫到日本访问，有了这个承诺，周佛海的活动便更积极了。

由于”兴亚院”拨来的”关余”，每月有300万之多；经费宽裕，易于结客，周佛海拉拢的人很多。但比较重要的，只有4个，一个是无锡人赵正平，”维新政府”的”教育部长”；他是民初陈英士任沪军都督时的幕僚。周佛海与他的侄子，地方自治专家赵如珩在日本同学；赵正普通过这层关系，与周佛海接上了线。

第二个是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由他的关系，又拉拢了一批清朝末年达官贵人的子弟，如杨士气的侄子杨毓恂等人。第三个是大夏大学的校长，章太炎的侄女婿傅式说；他是”日本通”之一，浙江温州人，与梅思平小同乡。

第四个是富滇银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袁砚公。他跟前面三个人不同，赵正平是过气政客；岑德广是纨绔”遗少”；傅式说虽为大学校长，而在学术界并无多大地位，号召力有限，而袁砚公是龙云及云南大老李根源的驻沪代表，他之参加”和平运动”，可能会影响云南的稳定，因而为军统判为制裁的对象，而且很快地被执行了。

但在中下层”干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