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箕裘之尽善，曾洒脱以何妨？”电报到了沈阳，急得绕室彷徨，除了求援于”老兄弟”吴俊升以外，别无长策的张作霖，听人解释这两句话，道是”郭茂宸说，只要少帅能把千斤重担顶得下来，老帅不防潇潇洒洒地把权柄交了出去”。为之啼笑皆非。

第三项是临时期意，得报安徽督军姜登选的专车过境，派兵把他请下车来，扣留不放。第四项是派人到北京去接林长民；目的是要他来办对日本的”战时外交”。

原来清朝跟日本所订，有关南满铁路的条约，附有极苛刻的条件：铁路沿线若干里以内，保有种种特权，尤其是使用南满铁路运兵，非日本合作不可，因而一再打电报给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保证”对于东北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条约上的权利，必予尊重”，请他”转达日本政府，通饬所属驻东北文武官员，严守中立。”他之不直接跟关东军打交道的原因是，深知关东军跟张作霖有交情，不必自讨没趣；希望用日本政府这顶大帽子将关东军压下来，此为釜底抽薪之计。可是，日本政府不合作；或者芳泽谦吉亦倾向于张作霖这一面，却又为之奈何？

这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以”币原四原则”为依归；币原是指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他在欧战结束后，代表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与中国代表谈判交还山东问题时，深深感到如”二十一条条件”为象征的日本侵华路线，对日本未必有益。因此，在民国13年7月，参加加藤内阁为外相，在向日本国会发表就任演说时，提出对华外交方针，本乎4个原则，以比较地尊重中国为主。这4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币原立即宣布了日本的立场，是采取中立态度。那一次固然有军部干涉，到底在暗中介入了战争；但币原外交的本质，仍旧使人对币原充满了信心；郭松龄就是深信此一原则必能实现的一个人。

除此以外，郭松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