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又说：现在正值日本建国2600年大庆，正是迎奉天照大神极好的时机。溥仪很可以亲自到日本去祝贺，顺便办了这件大事。

溥仪生气所受的刺激，据他自己说，还不是被冯玉祥、鹿锤麟”逼宫”；而是民国17年土匪军长孙殿英盗掘”东陵”，以致乾隆及慈禧的尸骨狼藉。当时他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彪的花园中，得报痛哭流涕，在张园设了供奉乾隆及慈禧灵位的”几筵”；像”大丧”那样，”朝夕哭临”，而且发誓：“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现在却真的不能做爱新觉罗的子孙；而是要认”倭奴”为祖先了！这个刺激比得知盗陵事件要深得多。而且当年还有”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以及其他遗老会出主意；此刻不但郑孝胥已死，其他可供咨询的人，亦都生离死别，风流云散，一个可以商量大事的人都没有。加以吉冈日夕絮聒，逼得他只有关起门来，向列祖列宗的灵牌祈告，只是为了”屈蠖求伸之计”，不能不从权处置。

于是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最主要的节目，自然是会见日本天皇裕仁，陈述希望。

这篇”台词”是吉冈找了一个日本汉学家佐藤知恭预先拟好的；佐藤知恭在”满洲国”的官衔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实际的职司，有如清朝的”南书房翰林”，专门撰拟”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诏令。他替溥仪拟的”台词”，反复强调”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裕仁的回答，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

“既然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

桌子上早已备好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气”：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玉。奉迎了这3件”神气”，即表示奉迎了天照大神；回到长春，在”帝宫”之东，照日本的营建制度，修了一座白木建造，不加髹戚的”建国神庙”，作为”满洲国”的”太庙”。

从此以后，溥仪及”满洲国”的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