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住户商品，不准有人外出；路人则在原地停止，听候检查”良民证”。无辜被捕的不知凡几；幸而通过检查的，也并不能立刻恢复自由；对锁自几小时至几星期不定，甚至”真凶”既获，犹不解除封锁。这是从纳粹那里学来的残酷的惩罚手段；目的是要使得爱国志士，想到一出了事，便会连累无辜、同胞，饱受失却行动自由，以及生活必需品无从补给的痛苦，因而踟蹰罢手。

袁履登所提出的两个条件，日本军方自非允许不可；因为他们亦已看出来，中国人适应环境的本事最大，任何高压手段，只有引其中国人更多的痛恨，更坚持不屈，恰好与他们希望软化中国人的目标，背道而驰。倒不如略为宽大处理，反可以省却许多麻烦。

平时的袁履登亦已古稀之年，因此与闻兰亭、林康侯，为人合称为”三老”。这”三老”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因为不是被请去证婚、就是被邀剪彩，每人每天至少有五六个应酬，筵席上一定会遇到。

除了林康侯以外，由香港送回来的名流，几乎每一个都不能免于日本军方或汪政府的登门拜访，延请”出山”。当然，像郑洪年那样热中的人，一拍即合，出任了管辖京沪、沪杭两条铁路的华中铁道公司总裁；此外大多虚与委蛇，或则设法延宕，或则担任一个空头名义。只有两个人比较特殊，一个是陈友仁，闭门坚卧，纤尘不染；一个是李思浩，担任了素无渊源的新闻报董事会主席，只为了帮朋友的忙，而且是取得政府默许的。

原来当太平洋战争一发生，日本进入租界，首先要控制的便是申、新两大报。两报当然要改组；而改组两报的权柄，却很奇怪地是握在日本海军手中。日本陆海军对于在中国的占领区，各有势力范围；上海是一例外，属于陆海军共管区域；西藏路以东因为接近黄浦江，所以归海军管理，作为上海报馆集中地的望平街正在此区域之内。

日本海军所选中的《申报》主持